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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簡訊

歷史學為何需要“哲學的觀看”?

 日期:2021-04-13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如果說史學研究為人們提供了對歷史的認知,那么對史學研究這一認知活動的知識論和方法論進行反思則是史學理論所扮演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史學理論展現了對歷史學以哲學方式的觀照,因此,也被稱為歷史哲學。然而,在歷史學的學術發展史上,學界對史學理論或歷史哲學的意義和價值,往往有不同的認識。對于當代中國史學研究而言,要將構建中國特色歷史學作為時代使命,那么,正視史學理論的學術功能,并提升中國史學理論的反思水平,則是不可偏廢的功夫。圍繞史學理論與史學實踐的關系等問題,北京師范大學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中心教授董立河接受了本報記者的采訪。 

  史學理論的作用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在談到史學理論與歷史學實踐的關系時,曾使用“觀看”這個頗具形象化的動詞,并且將史學理論定性為一種哲學。歷史學為何需要這種“哲學的觀看”? 

  董立河:在談史學理論與史學實踐的關系之前,有必要先追問一下理論與實踐的關系。理論和實踐之間的辯證統一關系存在于人類認識和改造世界的一切活動領域,不僅僅局限于學科領域。實踐決定理論,而理論對實踐具有指導作用。列寧曾說過,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行動。不過,有意思的是,人們對于理論和實踐的態度卻有些糾結。對于理論和實踐,以及二者之間的關系,人們存在著一些認知誤區。理論往往被看作是凌空蹈虛、不切實際的,而實踐則被視為腳踏實地、穩妥務實的。在談論這對矛盾范疇時,人們也就自然會夸大它們之間的對立性,卻無意間輕視了二者之間的統一性。 

  在西方古典時代,理論的聲譽要好得多。我曾對西文中的“理論”一詞作了初步的詞源學考察。“理論”(theory)一詞來源于希臘語動詞theorein(名詞形式為θεωρα,theoria),與“看”(look at)或“觀看”(view)相關。在柏拉圖看來,θεωρα作為一種神圣的“觀照”,是人(哲人)的理性活動所能達到的至高至純的境界。人只有在這種境界中才能“看到”本真的存在,從而獲得“真知”。這樣看來,理論反倒是對現實最真實的捕捉。我國古代也存在類似的觀念。《道德經》有言,“萬物并作,吾以觀復”。在老子看來,萬物競相生長而終將復歸根本的規律,也是需要“觀”的。 

  柏拉圖還說,視覺是給我們帶來最大福氣的通道。亞里士多德也認為,眼睛是人類最偏愛的求知器官。如果人們沒有見過日月星辰,就不會有關于宇宙的學說。眼界決定著思想的境界。能看多遠,就會想多遠。“思想”和“眼睛”之間存在某種關聯性。當然,這里所說的眼睛,已不主要是指人的肉眼,而是“概念的眼睛”,是“心目”。視覺形象構成理論。反過來,理論也可以歸結為視覺形象。“觀看”并不都是理論,但理論都具有“觀看”的維度。理論往往可以通過還原為視覺形象去加以確證,所謂“眼見為實”,也只有借助于視覺性的隱喻,才會被普通人更好地理解。比如,一提到萬有引力定律,很多人頭腦中都會閃現出蘋果落地的畫面。關于光的性質的理論,人們也往往會聯想到顆粒和波浪。 

  因此,理論與視覺存在密切的關聯,是一種“看法”或“觀點”。在德語中,“世界觀”(Weltanschauung)作為一種有關世界的理論,其實是“觀”(anschauen)“世界”(Welt)。這與英語中的“世界觀”(world view)是一致的。在中文語境中,我們習慣上所說的“三觀”,也就是對世界、人生和價值的“觀點”。另外,無論中外,“理論”一詞以及與理論相關的詞,也經常與視覺性的詞語組合使用。比如,“理論觀點”“理論視角”“理論視野”“理論眼光”“高見”“遠見”(foresight)、“洞見”(insight)、“創見”“見解”“見識”等。語言表達透露出“理論”與視覺的內在關聯。 

  就史學理論而言,國內外學界有不同的界定。我把史學理論等同于歷史哲學。在這里,“理論”“哲學”和“思想”是同等層次的概念,都可以理解為一種“觀看”。我把史學理論分為兩部分,一是歷史理論,二是狹義的史學理論。前者是對于歷史事件進程的概觀,后者是對于歷史思維過程的反思。 

  先說“歷史理論”。它有時被稱作“歷史觀”,也就是“觀歷史”,是對歷史本體的一種整體性的哲學把握。“歷史理論”通常具有視覺特征。比如,一提到歷史循環論、線性進步史觀,呈現在我們眼前的便是“圓”和“直線”的幾何圖形。唯物史觀的主導概念“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則是一個有關大樓的視覺隱喻。作為對歷史本體的一種“觀點”,歷史理論具有認知真實性的要求,也就是說,歷史進程起碼在某些人看來本就是周而復始的,或在某些人看來的確是不斷進步的。然而,歷史理論最突出的特征在于其倫理的和審美的價值取向。歷史理論不僅是經驗描述,而且是先驗規范。換言之,它不僅要傳達過去究竟是什么樣子,往往還指示歷史應該是什么樣子,因而具有未來向度。唯物史觀既有經驗的認知真理性,也有面向未來的價值理想性。歷史理論既有客觀性,也有主觀性,不僅有規律和理性,也有價值和情感。換一種歷史理論,也就是換一種觀看過去的視角,同時也意味著一種不同的態度和心情。當然,人類需要理性而崇高的歷史觀。 

  再說“狹義的史學理論”。它有時也被稱作“史學觀”,也就是“觀史學”,是對歷史學本質的一種哲學“透視”,聚焦于歷史思維的“前提假設”。狹義的史學理論既是認識論也是方法論。狹義的史學理論是在19世紀晚期史學真正進入哲學的“問題視域”之后產生的。在此后近一個半世紀的時期內,圍繞“歷史學是什么”這一核心問題,形成了不同的狹義的史學理論“范式”。我們知道,“范式”這個詞來自于科學哲學家庫恩。他所說的“范式”的轉變,其實就是一種看待科學發展的“視角”的轉換。在某個史學理論范式中,史學家或者看到了歷史學作為(自然)科學的一面,或者關注于其作為藝術的一面,從而形成了有關歷史思維性質的不同的“前提假設”。這些前提假設或學科理想一旦形成,它們就會多多少少規定著史家的研究視野。比如,20世紀六七十年代,海登·懷特等史學理論家開始將人們的目光吸引到歷史學家的語言上,特別是歷史學的故事和修辭層面上,從而重新凸顯了歷史學的藝術面相。于是,在這一前提假設下,西方史學界涌現出了一批像《屠貓記》《馬丁·蓋爾歸來》之類的文學性歷史作品。正是在這種意義上,狹義的史學理論對于歷史學實踐具有根本性和構成性的作用。 

  歷史學家與歷史哲學家 

  《中國社會科學報》:事實上,在歷史學的學術史上,我們似乎一直能感受到對哲學進入歷史學領地的“警惕”,歷史哲學被認為是對歷史學的“僭越”。您怎么看歷史哲學的“身份”問題? 

  董立河:在我看來,史學理論和歷史哲學是一回事,其實它就是哲學。歷史理論也被稱為“思辨的歷史哲學”,而狹義的史學理論則被稱作“史學哲學”。但是,對“史學理論”和“歷史哲學”這兩個術語,史學界的態度卻有所不同。無論中外,人們大體認可前者,因為它被認為是歷史學,而多少排斥后者,因為它被歸于哲學。這背后便是一種根深蒂固的學科身份或認同觀念。 

  自19世紀歷史學科專業化以來,特別是從蘭克史學被普遍接受以來,西方大部分經驗派史學家一直都在努力將歷史學同其他學科區別開來,以構建自身的學科身份。當代一些史學家不歡迎哲學家作為局外人對自己的學科指手畫腳,擔心好不容易構筑起來的學科認同遭到瓦解,從而發出類似“哲學請走開,我們是歷史學家”的呼聲。在他們看來,哲學擾亂而不是促進了他們的工作。 

  當然,在跨學科趨勢日益顯著的今天,越來越多的史學家已經認識到,在史學和哲學之間設置學科壁壘的做法是站不住腳的。哲學和歷史學之間,不應該是一種“多一點哲學就少一點史學”的零和關系,而應該是一種協作共生的相互促進關系。許多偉大的著作,都是在作者渾然不覺學科邊界的情況下,針對現實問題進行研究的結果。馬克思、涂爾干、韋伯,他們同時是哲學家、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后結構主義者福柯,正是以無論史哲的態度和方法,對社會歷史問題提出了深刻而新穎的洞見。何兆武先生認為,考證出歷史事實固然重要,但要達成對歷史的真正理解則需要哲學的深度。劉家和先生通過回應黑格爾等哲學家的挑戰,在中西史學比較領域取得了一系列深刻的研究成果。 

  歷史學家之所以“警惕”歷史哲學,其中的一個原因就在于,他們認為歷史哲學家大都出身哲學,而缺乏歷史學的從業經驗。其實,歷史學家和普通人的區別并不如人們想象得那么大。如同柯林武德所說,歷史是所有人理解現在的方式,也是每個人處理問題的手段。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定程度的歷史意識,都是歷史的存在,這與是否為歷史學家無關。貝克爾甚至說,從歷史學作為對過去的記憶的角度看,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 

  歷史哲學與歷史學家之間的距離也同樣被人為夸大了。狹義的史學理論,也就是史學哲學,關注的是歷史學家工作的前提假設。歷史理論或思辨的歷史哲學,作為歷史學家整理雜亂歷史經驗的必要框架,則是另一種形式的前提假設。無論是思辨的歷史哲學,還是史學哲學,各自有一個從自在(潛在)到自為(自覺)的轉折點,前者大致是從奧古斯丁開始,后者要晚得多,大約肇始于19世紀晚期。不過,即便在自在的階段,左右著歷史學家工作的那些前提假設,也始終是在場的,否則也就算不上前提假設了。希羅多德和修昔底德在書寫歷史的時候,頭腦中一定閃現著有關“歷史進程如何運行”,以及“好的歷史書寫應該是什么樣”之類樸素的觀念。因此,仿照貝克爾的說法,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我們也有理由說,歷史學家都是他們自己的歷史哲學家。 

  《中國社會科學報》:從歷史本體與歷史學的關系來看,您如何理解歷史學的“科學性”?當我們強調科學性時,理論性是否一定要被拒之歷史學的門外? 

  董立河:在人們的觀念中,歷史學是一門經驗性或實證性的學科。而史學理論或歷史哲學,則多多少少具有先驗性和超越性,呈現某種“自上而下”的外在性。這是經驗派史家對史學理論保持“警惕”的另一個原因。 

  就思辨的歷史哲學來說,康德和黑格爾等這類偉大的思辨家,為了追求統一性和意義感,的確會有意無意地損害或扭曲“純”經驗的歷史事實。然而,歷史不僅需要用經驗性范疇來予以描述,也需要用先驗性范疇來加以規范。陳旭麓先生毫不避諱自己治史的“思辨”特色,其名著《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深受人們的喜愛。他用以解釋中國近代社會變遷的“新陳代謝”理論,顯然是來自生物學領域。可以說,任何歷史理論都具有某種先驗性和理想性。而且,即便是看似平實直白的經驗性概念,也很難避免先驗性和普遍性。 

  史學哲學的任務是反思歷史學區別于其他學科的思維特征,也可以說是對歷史學本質的一種“自上而下”的“俯視”。就目前來說,“史學哲學”有三種主要形態:“批判的歷史哲學”“分析的歷史哲學”和“后現代歷史哲學”。后兩種無疑都屬于“自上而下的”歷史學認識路徑。“分析的歷史哲學”的核心內容覆蓋律解釋模式,并不是由其代表人物亨普爾通過考察實際歷史解釋總結出來的,而是其科學解釋理論向史學領域移植的產物;而“后現代歷史哲學”的敘事理論和轉義理論等,也并非主要來自歷史研究本身,而是源自文學批評理論。“批判的歷史哲學”的思想標識是歷史主義,旨在論證歷史學的自律性,因而的確是歷史學園地里“土生土長”的一種史學哲學。然而,關于“歷史學終究是藝術”的論斷,則同樣是從外部的哲學視角出發,審視和比較歷史學和自然科學的思維特征而得出的。如同我前面所提到的,這三種史學哲學所得出的歷史學或科學或藝術的前提假設一旦確立,就會對歷史學家的工作產生“自上而下”的規范和借鑒作用。 

  總之,歷史學的科學方法論“武庫”中,除了要有經驗的技藝工具,更要有先驗的哲學武器。 

  增強理論自覺 

  《中國社會科學報》:今天學界以構建中國特色歷史學為學術自覺。與時代使命相呼應,建設中國特色史學理論應有何為? 

  董立河:任何一門學科,如果故步自封,因循守舊,就會出現知識生產力的停滯甚至遞減。作為一門執著于經驗事實的實證性學科,歷史學更容易出現這種內卷化現象。歷史學的創新,并非來源于同質知識的累積和疊加,而是來自于異質思想的碰撞和激蕩。而哲學的普遍化對于歷史學的個別化,往往能夠達到意想不到的激發效果。 

  縱觀近代以來的西方史學史,幾次重大的歷史學實踐的革新,都受到哲學觀念直接或間接的影響。18世紀末,思辨的歷史哲學對融貫統一性的訴求,激起了人們對散漫的編年史的不滿。如柯林武德所言,普遍歷史的觀念打破了歷史學中的狹隘,正如牛頓的萬有引力理論最終打破了天文學中的狹隘。20世紀后半葉興起的“后現代歷史哲學”,盡管存在這樣那樣的局限,但對歷史學也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它崇尚多元和開放,鼓勵史家重思歷史,轉換視角,歷史學也因此煥發了生機和活力。新文化史、性別史和后殖民史的興起和繁榮,與后現代主義的啟發有很大關系。 

  進入21世紀,西方史學理論家在深化后現代議題的同時,也在積極開拓新的視野。一部分學者的視線開始從抽象的語言轉向生動的經驗、記憶和情感,從而導致了“記憶的轉向”,促成了大眾史學和情感史的勃興。另外,世界全球化趨勢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以及史學本身的碎片化傾向,又引發了史學理論家對思辨的歷史哲學和整體性觀念的鄉愁。當前全球史和大歷史的盛行,以及普遍歷史的復興,都多少與之相契合。 

  史學理論的任務及其價值在于,把史家頭腦中自在的前提假設揭示出來,使之成為人們的自覺,以便更好地研究和書寫歷史。面對風云變幻的世界形勢,致力于民族復興的當代中國,既需要講好自己本民族的故事,也要講好與其他民族和諧共處融合發展的故事。為此,我們迫切需要加快構建中國特色歷史學。為了提高在學理上的說服力,增強在國際史學界的話語權,我們的歷史學必須具有高度的理論自覺。我們不僅要知道歷史本體的所以然或道理,也要知道歷史認識的所以然或道理。歷史學“軀體”需要史學理論的“骨骼”和“靈魂”。構建真正令人信服的中國特色歷史學離不開史學理論。 

  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 張清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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