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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新聞

講座報道丨陳宇:來自長征路上的考察報告

 日期:2019-09-23    來源:深圳市民文化大講堂

來自長征路上的考察報告

  編者按:2019年8月10日,深圳市委宣傳部、深圳市社科聯聯合邀請陳宇先生作客深圳市民文化大講堂,為市民朋友們做了一場題為“來自長征路上的考察報告”的講座。

  精彩演講內容回顧:

  長征,是一首壯麗的英雄史詩,是一本讀不完的書,也是一部講不完的故事。

  長征面臨的第一個難題,是必須戰勝似乎勝券在握的強大敵軍;第二個難題,是必須戰勝危機四伏的大自然環境;第三個難題,是必須戰勝險象環生的黨內爭斗。還有安全通過少數民族地區、變荊棘為坦途等重大難題需要解決。在這種多重危情、障礙下,紅軍仍然能夠突圍成功,勝利到達陜北,可以說是一個奇跡。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偉大的長征精神,就是把全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堅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堅信正義事業必然勝利的精神;就是為了救國救民,不怕任何艱難險阻,不惜付出一切犧牲的精神;就是堅持獨立自主、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精神;就是顧全大局、嚴守紀律、緊密團結的精神;就是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同人民群眾生死相依、患難與共、艱苦奮斗的精神。”“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長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一、西進,北上,路在何方

  長征發生在1934年秋天,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8.6萬人的中央紅軍被迫進行戰略大轉移,跨越了11個省,走過了兩萬五千里的路,長征結束時只剩下7千人左右。

  兩萬五千里長征,指的就是中央紅軍,即紅一方面軍。然后是紅二方面軍,由賀龍、任弼時、蕭克、王震等人率領,從湘西出發跨越9省,于1936年7月與紅四方面軍在川西會合,共同北上。

  紅四方面軍的長征伴隨著悲壯的故事。因為只有這一路紅軍三過草地,使得紅軍數量銳減。草地,是中國共產黨英烈人數最多、面積最大的墳墓。

  最后是沒經歷過雪山與草地,但長征路上同樣艱辛的紅二十五軍,其代表人物是徐海東大將。他們從大別山地區出發,長征開始時有2793人,結束時卻增加到了3300余人,是四路紅軍長征中唯一有人數增加的部隊。

  講長征,不能不提陜甘根據地。這里是長征的落腳點,也是人民軍隊抗日戰爭的出發點。紅軍長征,西進,北上,路在何方?北上抗日是紅軍長征不變的戰略目標。學習長征,應重點記住這個“L”型路線圖,理解這個“L”型轉折處的“四渡赤水”,紅軍長征幾乎有一半的時間在這個地區徘徊。

  中央紅軍長征開始時,實際上是在“左傾”錯誤路線指揮下的“甬道式”行軍。毛澤東說這叫“叫花子搬家”,劉伯承形容為“抬轎子行軍”,彭德懷說這是“抬棺材送死”。舍不得壇壇罐罐,抬的印刷機木箱里甚至有破布、掃把。行動緩慢,使得敵軍有充裕的時間部署應對紅軍。

  長征開始后,紅五軍團行軍序列一直在最后,以頑強的阻擊和悲壯的犧牲,贏得了“鐵流后衛”贊譽。當時紅軍有流行語:“紅一軍團打先鋒,攻無不克;紅五軍團殿后,守無不固。”湘江血戰中,紅五軍團竭力阻擊數倍于己的追兵,擊退并遲滯了敵軍行動,保證了紅軍主力和中央機關的安全。紅五軍團涌現了許多英雄,如紅三十四師師長陳樹湘重傷被俘后“斷腸就義”。

  二、開國將帥子女心底的血色湘江

  2006年,我參與組織了“開國元勛子女重走長征路” 活動。時有開國元勛子女共31人重走長征路。經過湘江時進行了祭江,祭奠在湘江戰役中犧牲的英烈。在他們眼中,湘江是一片血色。

  湘江戰役是中國共產黨和紅軍歷史上血與火、生與死、存與亡的一場戰役,是對政治信仰、軍事戰略和思想意志、生命能量極限的一次重大考驗,紅軍廣大指戰員就此覺醒、覺悟,思想發生重大轉變。

  湘江戰役主戰場有三個:灌陽新圩(中央軍)、全州腳山鋪(湘軍)、興安光華鋪(桂軍)。

  這場戰役悲壯慘勝,紅軍遭受重大損失。紅軍在此損失3萬余人,紅8軍團撤編,紅34師、紅18團解體。當地有民謠:“三年不飲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魚。”

  在隆重紀念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之際,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這段歷史,并作出了重要指示。

  三、走近湘江、赤水、大渡河畔

  這里重點講述三個故事。

  (一)桂北民謠:“六擔銀元三擔槍,紅軍師長埋寶藏。”

  桂北這首民謠,說的是一個紅軍“收容師師長”的故事。

  故事主人公是喬明增,他忠于職守,選擇執行收容任務的落腳地在灌陽縣文市鎮玉溪村塘尾巴。這里距離紅五軍團部駐地水車鎮同德村賓家橋屯“九如堂”2.5公里。紅五軍團部駐地,當時成為流落紅軍的一個精神堡壘。這一地區的失散紅軍有很多。

  南邊灌陽縣城,北邊文市鎮,西邊新圩鎮,東邊水車鎮,構成了一個菱形區域,喬明增埋藏銀元的洪水箐村,恰好處在這個南北長21公里、東西寬11公里的菱形中心位置。這里是紅軍過境灌陽時的鏖戰區域,當時失散在新圩、文市、水車地區的紅軍約有3000余人,短期流落后又散往外地的有300多人,解放后一直住在這3個鎮安家落戶的流落紅軍有20多人。

  喬明增監管著“六擔銀元”,自己卻從未使用。1935年春,他在村東北開荒出約兩畝的一片山地,種了蕎麥等作物。當年紅軍“打土豪分田地”,喬明增到這個地方不是“分田地”,而是開荒造田,自食其力。他在這個地方暫時隱蔽下來,以便完成組織上交給的“收容”任務。今天,鄉民仍然親切地稱呼這片地為“喬明地”或“明增地”,這里成為了一個地標。“紅軍師長開荒種蕎麥”成為一個美麗的傳說。

  1936年,由于瘟疫所導致的災荒,使得當地百姓貧困潦倒。喬明增原本在百姓的懇求下想使用這批銀元,但最后堅持不使用這些銀元。他對房東文永遂講的理由是:這些銀元是用于中國革命事業的,我們個人不能拿。拿了就是犯罪,對你們也是不利的。你們拿到銀元后會買地,就會成為新的地主,就會轉變成為革命的對象。所以,不能挖這些銀元。我們的革命事業一定能成功,等革命成功后,我們再共同把這些銀元交給上級黨組織。

  成群結隊到洪水箐挖銀元的主要有四批人:第一批,1936年春喬明增帶約200余人;第二批,1936年夏國民黨軍挖出一擔槍;第三批,“文革”期間流落紅軍蘭金甫帶約100多人;第四批,改革開放后的80年代,南寧地質隊30多人在這里用儀器掃了幾天,什么也沒發現。

  “六擔銀元”這個“財富秘密”,挖出來不如不挖,不挖是種精神,會給當地的旅游資源帶來巨大的物資和精神財富。

  在挖銀元的消息透露后,喬明增心知國民黨軍很快便會來抓捕他,因此決定立即離開此地,先回山東老家。在臨走時,文永隧家人送了他兩斤炒米,他在回山東的途中,靠乞討度日,挨打受罵、忍饑挨餓也顆粒未動文家送的這兩斤炒米。這是一種特別頑強的意志力和信念,長途跋涉、風餐露宿長達7個月,他把兩斤炒米帶回家,作為孝敬父母的禮物。

  多年后,又有了母親替兒子還這個“炒米”情分的故事:在三年自然災害的上世紀60年代,那時喬明增已經犧牲20多年,母親向喬明增的弟弟妹妹8人分配任務,捐助糧票和錢,共給文永遂家寄了174斤全國通用糧票、75元錢。

  喬明增回到老家后不久,抗日戰爭爆發,他毅然參加八路軍大峰山獨立營,同月再次入黨,任三連指導員等職。這支抗日武裝后改編入山東縱隊第6支隊。

  1939年3月,八路軍第115師主力入魯作戰, 4月幫助第6支隊進行整編,先后抽調100多名紅軍干部加強第6支隊的各級領導。這支部隊,從團到連幾乎都有紅軍干部,浸透著中央紅軍(紅一方面軍)的基因和血脈,許多地方深深地打上了紅軍傳統的烙印,閃現著紅軍部隊的身影。

  1940年7月16日,喬明增在吳橋戰斗中犧牲,葬于團部駐地七里河村。1950年,即喬明增犧牲整十年后,他原所在連隊的通信員來到喬明增家中,告知了喬明增犧牲時下葬的墓塋所在地詳細地點。喬明增的父親喬學仁徒步往返近500華里,背回了喬明增的遺骸。為順利下葬,父親喬學仁把兒子喬明增的尸骨分揀入20多個小布包,特別注明左右上下部位。黑棺停放在院子里,母親陳桂英撕心裂肺大哭,一包一包的慢慢打開,按包上寫的部位,一塊一塊的輕緩擺放進棺材。全體喬莊人參加了這個感天動地的別樣葬禮。

  喬明增的遺骨先葬于喬家老墓地,后遷葬到村西北的烈士陵園。

  1950年9月,山東省政府頒發烈士家屬證。喬莊村頭的這個小烈士陵園,在新中國建立后計劃合并到縣級大烈士陵園,但喬莊村民說:“這是我們村的子弟,就不并到那邊去了。”如此一個小村莊建立的村級烈士陵園,在全國并不多見。

  長征是播種機。喬明增在桂北地區執行“收容”任務期間,帶文永遂等村民開墾荒地,平時還給文永遂及家人通俗易懂地講革命道理。喬明增初到文家期間,看到文永遂一家老實可靠,還曾動員文永遂、文國權兩兄弟等人參加紅軍,追趕部隊。文家兄弟因為家里有瞎眼的老母,沒法走開等各種原因,沒有參加紅軍。文永遂深受喬明增的影響和教育,在后來的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用實際行動支持革命,他讓游擊隊在家中召開秘密會議,冒生命危險保護游擊隊領導,現今在當地傳頌的《南瓜生彈的故事》講的就是文永遂為游擊隊運送子彈的英勇事跡。

  喬明增由廣西回山東后,在家休養期間,向父母講了他在紅軍中的經歷,他的話語無疑對父母及家庭教育產生了極大影響。父親喬學仁在1937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這個時間恰是喬明增在家休養時期,他爺倆之間究竟有著怎樣的思想交流,“老黨員”喬明增成為父親在政治思想上先入黨的介紹人。此后數年,喬明增的6個弟弟全部參加革命隊伍,加入中國共產黨。

前中為喬明增的父母,右一是二弟喬明祥

  民謠中的寶藏,在現代社會已經不再是那些數量有限的銀元,而是銀光閃亮的精神寶藏。喬明增在灌陽戰斗、生產、生活只有近兩年,但他與當地村民結下的軍民魚水情,在當年已跨越桂魯兩省,在今天更是跨越了80多年的時空,豐富了長征精神。

  喬明增回到北方,他盡孝在父母膝下結婚生子,他盡忠革命到底,犧牲在抗日戰場。他在長征路上的足跡從湘江岸邊延長,他拓荒的“喬明地”成為當地文旅活動的著名紅色地標,并在桂北大地無形地延展開來。

  “忠誠”是軍魂。長征精神在湘江戰役中的主題詞就是“忠誠”,誓死保衛黨中央。湘江戰役體現了長征精神的全部內涵:堅持、犧牲、吃苦、團結、求實。喬明增精神之忠于職守、廉潔奉公、忠孝兩全、革命到底,凝結在堅持、犧牲、吃苦,升華為對黨的“忠誠”,在每個側面都有著獨特的閃光點。喬明增使湘江戰役中所體現出的長征精神,不僅在血與火的江面上,還在灌陽大地的“喬明地”里,還在洪水箐的深山老林中。

  (二)赤水河畔“啞巴渡”

  有這么一個故事:紅軍四渡赤水時,有一位班長負責炸橋任務,炸橋時他受了重傷,被當地百姓所救。為了彌補炸橋所造成的交通不便,他留在此地成為擺渡人,收取百姓低廉的報酬。由于口音與當地人差別太大,為了掩藏身份,他裝作啞巴,此地故稱“啞巴渡”。他年老時,用存下來的錢,在此地修了一座新橋。這個故事的原型來自于胡道財。

  胡道財,江西寧都縣黃陂鎮山堂村人,1910年生,全家5人參加紅軍。1935年1月底,在土城青杠坡戰斗中大腿負傷,因傷重不能隨軍行動,3月底,組織上發給3塊銀元安置在赤水河畔李家寨。因不懂當地語言,為躲避敵人追查,故裝聾作啞。1938年回到太平鎮渡口,靠擺渡、拉纖等生活。1946年結婚生子,任太平鎮街長。1953年病逝,終年43歲。

  胡道財家鄉的政府因他失蹤多年,為胡家頒發了烈士牌。他的母親享受烈屬待遇,1963年去世。1981年,胡道財的兒子胡敬華費盡周折,終于找到父親的故鄉,帶回父親的“烈士牌”,與3塊銀元放在一起。

  (三)大渡河之子:少尉啞巴老紅軍

  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干部履歷表》中,有個極為簡單的履歷。姓名:啞巴;籍貫:大渡河一帶。關于他的詳細事跡,在網上可查兩個考察報告:《解開“啞巴紅軍”身世之謎的考察報告》《大渡河之子:少尉啞巴老紅軍》。

  他的全部家產,僅有:一頂紅軍長征時的舊八角帽,一對發黃的長征時戴的紅領章,四套新軍裝,五雙新膠鞋,六枚勛章和獎章。

  經過多年考察考證,現在我們才知道“啞巴紅軍”的名字叫熊四皮,是張思德的同連隊戰友。在他的身上,可以看到長征精神。終身為人民服務,他做到了。

  四、“天堂地獄”,走出雪山草地

  (一)雪山之險——體驗與天堂相接

  在雪山之上,風急如刀,寒冷刺骨。在這里,人們呼吸困難,心悶憋氣,身軟無力,舉步艱難。冰雪蓋路,危機四伏。因此,翻越雪山,必須有堅強的意志。紅軍在長征路上,翻越了10多座大雪山,主要有夾金山、打鼓山、長坂山、折多山、玉龍雪山等。

  (二)草地之難——體驗進地獄之門

  方圓百里的大草地,是紅軍長征時掩埋烈士最多、規模最大的墳墓。晃悠的草墩,硬如竹簽的草梗,水流急深,沼澤遍布,云低風急,寒水浸骨。在沼澤處行走,就是在體驗生與死。因此,很多紅軍指戰員犧牲在這大片的草地中,著名的700烈士群雕記述的是發生在草地邊緣的悲壯故事。關于紅軍過草地的詳細資料,有《“穿越草地北上”考察報告》《毛澤東長征“北上小道”考察報告》,可在網上查閱。

  五、長征精神,閃亮的國家記憶

  長征精神,重點在毛澤東《長征》詩“紅軍不怕遠征難”之“難”字。

  精神內涵,有堅持、犧牲、吃苦、求實、團結五個方面。

  貴于堅持,百折不撓的革命理想主義信念;

  勇于犧牲,無堅不摧的革命英雄主義氣概;

  樂于吃苦,不懼艱難的革命樂觀主義斗志;

  重于求實,坦誠自糾的唯物主義創新膽略;

  善于團結,顧全大局的集體主義寬廣胸懷。

  長征的文化精髓,用毛澤東的話說是“不到長城非好漢”;張聞天的“堅持到底”“奮斗到底”;鄧小平的“跟著走”;習近平的 “長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偉大遠征”“長征永遠在路上”。

  古有愚公移山精神,今有紅軍長征精神。中華民族是一個勤勞、勇敢、智慧的偉大民族,“勤勞”即堅忍不拔的精神,即毅力。萬事唯堅持即成。

  長征精神是中國共產黨革命精神之王,是挑戰人類極限的毅力典范,是東方思想文化精髓“毅力、魄力、智力”之毅力經典。

  喬明增以自己短暫的青春、不平凡的經歷,塑造了“忠于職守、廉潔奉公、忠孝兩全、革命到底”的革命精神;啞巴紅軍以自己堅定的理想信念跟黨走,塑造了“保衛中央、忠誠服務、默默無聞、終生奮斗”的革命精神。

  紅軍廣大指戰員,為長征精神增輝,為中國共產黨人的革命精神添彩。長征是思想方法論,是精神燃料庫。紅軍在長征“苦難”中堅持勝利,是堅韌斗志的集大成,是人類歷史上的毅力巔峰。在實踐行動中,長征精神之毅力,是戰勝任何困難的重要法寶;在思想指導上,長征所形成的思想海拔,是中華民族精神的制高點。

  紅軍——長征——精神。講紅軍必講長征,講長征必講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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