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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新聞

“一帶一路”與促進多邊合作

 日期:2019-10-23    來源:深圳市民文化大講堂

  “一帶一路”與促進多邊合作

  編者按:2019年9月29日,深圳市委宣傳部、深圳市社科聯聯合邀請周天勇先生作客深圳市民文化大講堂,為市民朋友們做了一場題為““一帶一路”與促進多邊合作”的講座。

  精彩演講內容回顧:

  一、世界經濟中的單邊主義和多邊主義

  單邊主義或者多邊主義這兩個詞常常在新聞報道以及電視節目上看到,那么其含義是什么呢?單邊主義或多邊主義實際上是兩種思潮和理論。

  多邊主義在貿易層面,來源于不同的理論:首先是自由貿易理論,亞當·斯密是自由貿易理論的創始者,首創性地提出了分工學說。他的絕對利益論認為,不同國家生產同樣的商品成本不同,一國應放棄成本絕對高的,而選擇成本絕對低的進行專業化生產,并彼此進行交換,這樣兩國的勞動生產率都會提高,成本會降低,勞動和資本能得到正確的分配和運用。而分工和專業化的發展需要自由貿易的國際市場。李嘉圖繼承并發展了斯密的自由貿易理論,他認為各國之間存在著勞動生產率上的相對差別,會出現生產成本和產品價格的相對差別,從而使各國在不同的產品上具有比較優勢,使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成為可能。隨后這個理論得到發展,但其核心在于雙方運用各自優勢進行分工協作,促使雙方得到發展,這種貿易自由理論實際上是適用于發達國家的理論。

  但后發達國家也有反對自由貿易理論的,德國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由于當時德國與其他西方國家工業化差距較大,提出了貿易保護理論,他認為從落后國家的特殊國情、落后國家所處的較低的發展階段以及落后國家的特殊利益的角度而言,必須對私人經濟實行干預,若全面打開市場,落后國家的工業體系將被沖擊,成為發達國家產品的均銷地。還有來自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者,如普雷維什提出了“中心—外圍”理論,在傳統的國際勞動分工下,世界經濟被分成了兩個部分:一個部分是“大的工業中心”;另一個部分則是“為大的工業中心生產及出口糧食和原材料”的“外圍”。在這種“中心—外圍”的關系中,“工業品”與“初級產品”之間的分工并不像古典或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所說的那樣是互利的,恰恰相反,由于技術進步及其傳播機制在“中心”和“外圍”之間的不同表現和不同影響,這兩個體系之間的關系是不對稱的,因此需要進行貿易保護。貿易保護主義理論指的是在對外貿易中實行限制進口以保護本國商品在國內市場免受外國商品競爭,并向本國商品提供各種優惠以增強其國際競爭力的主張和政策,主要措施便是高關稅,匯率與管制,配額,當然,發達國家并不同意此舉。但是,當年亞洲“四小龍”實施了在自由貿易理論下的經濟戰略,即出口導向貿易戰略,這是指發展中國家政府實施鼓勵加工業產品出口,以替代原來以初級產品出口為主,改善產業結構,增加外匯收入,從而推動國內經濟發展的戰略。實施出口導向貿易戰略的國家在較短時期實現了經濟騰飛。

  中國自加入WTO后,GDP總量飛速提升,在自由貿易的框架下,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也能實現迅猛發展,因此理論也是輪回的,有些原先主張自由貿易的發達國家開始反對自由貿易,提出實行單邊主義;而原先主張貿易保護的發展中國家,轉而支持自由貿易。

  多邊主義具體地說其實就是指的類似于聯合國,世界銀行,包括氣候變化大會等機構,相對應的單邊主義即不參加類似于多邊主義框架下的組織。

  20世紀90年代開始,部分國家或地區開始逐漸興起民族主義、反全球化、民粹主義等思潮,而我國成為全球化堅定的擁護者,同時認同每個國家有自己的利益和自由,要有不同文明間的和平競爭,需要維護國際政治貿易金融秩序,在經濟上要分工協作、合作共贏,鼓勵多邊主義,軍事上要保持地球的安全,生態環境上要維護人類共同的命運等等

  當然,多邊主義與單邊主義并不是絕對的不相容,例如每一個經濟體有自己的個體利益,多個國家又有共同命運,經濟上則可多邊合作共贏。

  二、人類命運共同體與“一帶一路”公共和準公共產品

  習近平主席在外交上提出了兩個主要的思想和規劃:人類命運共同體和“一帶一路”,前者是理論,價值觀,而后者是前者的實現路徑。那么,為什么要有人類命運共同體呢?

  (一)公地的悲劇與人類命運共同體

  曾有個叫哈丁的經濟學家研究,封建主在自己的領地中劃出一片尚未耕種的土地作為牧場(稱為“公地”),無償向牧民開放。由于是無償放牧,每個牧民為了自己利益的最大化,都養盡可能多的牛羊。隨著牛羊數量無節制地增加,公地牧場最終因“超載”而成為不毛之地,牧民的牛羊最終全部餓死。也就是說在信奉公有物自由的社會當中,每個人均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最后“公有物自由給所有人帶來了毀滅”,這就是所謂的“公地悲劇”。

  根據這個理論進行推演,每個國家都為了經濟的發展而肆意破壞環境,最后會導致地球的消亡,而為了避免公地悲劇,需要界定國際排放標準,一起保護環境。

  每個國家利益的最大化與公共資源的有限性,一系列共同問題積累,最終會導致人類悲劇,為了避免人類悲劇的發生,因此習近平主席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個概念,同時也宣示了中國和平發展的原則,為了全人類共同利益,強盛并不必稱霸。

  (二)人類公共利益與國際公共產品

  實際上,每個國家的發展都會有一定的差距,甚至有的國家發生政變,產生大量難民,流向其他國家,導致整個世界也陷入不穩定之中,因此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提出顯得尤為重要,人類命運共同體旨在消除貧困、縮小發展差距、控制溫室效應、改善環境惡化,實現可持續發展、防止局部性戰爭、遏制恐怖主義等等,解決這些共同面臨的問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重要組成部分是,提供公共產品。“一帶一路”盡中國的可能向全世界提供部分公共產品。經濟學上的公共產品指的是任何人都可使用,沒有排他性,比如路燈,路燈由政府提供,誰都可使用且無需自己承擔費用;像公共汽車,由政府出資,但個人也許承擔一定費用的,稱為準公共產品;而衣服等通過市場價格交換且具有排他性的產品則是私人產品,或者稱為商業產品。

  古特雷斯說“一帶一路”就是向國際社會和發展中國家提供公共產品,隨后國內各種新聞報道也采用這種說法,但這種說法是有點偏差的。因為中國應提供怎樣的產品呢?首先可能是部分公共產品,即國際公共產品,所有國家、法人、自然人均可免費使用。例:航標、GPS定位、掃除太空垃圾等等,具有無排他國性,非盈利。

  其次,中國向一些國家提供的是國際準公共產品,無償,非盈利性,但由于需要償還部分成本,是特定的使用人和還款國,有排他國性;但是在其國內,是非排他的公共產品,或者準公共產品,如國內免費公路或者城市公交等。中國無息貸款和低息貸款,其在某一個國家形成的投資和基礎設施,就是準公共產品。

  再次,是國家產品,如中國幫助某個國家修建鋼鐵廠,但該國需支付中國一定的報酬。這與私人產品有所不同,私人產品的主體是企業,而國家產品的主體是國家。如中國政府與他國政府簽訂契約,由中國政府出資,建設大橋。但是,他國政府必須還本付息。如果是中國企業承擔建設的,企業還要有應有的利潤。

  最后是國際商業產品,即中國各類企業去到某個國家,為其修建橋梁和公路等,由于實施主體是企業,因此這是需要獲得一定利潤的。

  中國作為第二大經濟體,通過“一帶一路”規劃行動向國際社會和有關發展中國家提供國際公共和國際準公共產品,實際就是解決人類社會面臨公地悲劇的相關問題,構建人類公共利益共同體的中國方案,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國向全世界提供公共產品是有特定范圍和與中國發展水平相適應的。

  (三)提供國際國家產品形成人類國家利益共同體

  要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首先要成為公共利益共同體,比如溫室效應,無論哪個國家都會受到影響,這就是人類共同的利益。其次就是國家利益共同體,A國提供國際國家產品給B國,幫助其發展,這樣就形成了人類國家利益共同體。

  但每一個國家有自身的利益,即國家利益,國家利益應與人類公共利益分開,全球各國有自己的國家利益,A國家可以通過向B國家提供自己國家產品的方式,變成B國家的公共或者準公共產品,這就使兩個有著自己利益的主權國家,通過合作實現各自的利益,實際形成了合作共贏的國家利益共同體。

  (四)公地的喜劇與人類新經濟共享共同體

  網絡信息技術形成的新經濟顛覆了過去公地悲劇的一系列經濟學定律,比如在一個移動網絡中,使用手機通話的人越多,量越大,網絡的效益越好,因此,遇到問題,人類要組成命運共同體,遇到好事,也可以形成人類新經濟共享共同體。所以,應當反對技術過度保護主義,堅持技術公平自由交易交流,中國本身也應當與沿線國家間形成新技術保護、擴散和應用的合作機制;為國際社會和發展中國家提供信息和網絡技術、設施和服務等方面的公共和準公共產品,當然也包括這方面的中國國家產品和私人產品,構建人類發展新經濟共享共同體;加強電商、移動支付、物聯網等方面的合作。

  (五)培育造血功能:建設人類發展能力共同體

  在縮小發展差距,消除貧困等問題上,往往會陷于主要是同情和給予,而幫助其形成自我奮斗的發展能力,常常被忽視。因此,人類命運共同體,最關鍵的是建設人類發展能力共同體。

  輸血型幫助會產生巨大的問題,包括免費和低價需求的無限性和供給的有限性及不可持續性;對援助的依賴性,削弱自我奮斗和發展能力;援助支付的低效率、成本和道德風險轉嫁。正如中國古話所說,授人以魚,不如授之以漁,共建發展能力是十分重要的。因此中國不能源源不斷地向一些國家提供公共產品,而應幫助其提高自身發展的能力。

  中國通過“一帶一路”規劃實施和行動,注重合作國自身經濟發展能力的培育,形成人類發展能力共同體,這才是中國對縮小南北差距,促進共同發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最大的貢獻。

  (六)持續穩定發展:形成人類防控風險共同體

  無論中國政府還是中國企業向某個國家提供產品,這都是有風險的,如地質風險、信息不對稱風險等等,但這些風險不能僅有中方一方承擔,而應共同承擔,并共同防范風險。比如在某個項目上,不單單是中方進行投資,接受援助的國家也應投入一定資金,甚至其他國家也可投入,這樣這個項目的籌資風險便不僅僅由一方承擔,如出現特殊情況,則各個合作方共同承擔,共同防范。

  人類命運共同體,實質上也是人類利益和風險的共同體,需要共同面對存在的不確定性和風險,共同形成防范風險的義務、規則、預案和機制,共同承擔風險發生形成的損失和責任。

  (七)契約和規則共同體

  都說“親兄弟,明算賬”,合作的雙方需要有一個明確的契約或規則。不管是“一帶一路”還是人類命運共同體,都需要各方進行協商,形成契約和規則,才能保證其正常運轉,包括中國企業“走出去”,不僅要在我國的契約和規則之內,也需要符合“走出去”的地區的契約和規則,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一帶一路”的目標。

  因此可以說,人類命運共同體=人類公共利益共同體+人類國家利益共同體+人類新經濟共享共同體+人類發展能力共同體+人類風險防控共同體+人類契約和規則共同體。

  三、“一帶一路”規劃實施兩個重大的經濟關系

  (一)國內經濟與對外開放的關系

  “一帶一路”是我國經濟開放是一種類型,實現了我國國民經濟與世界經濟的對接,對一個90%經濟在本國運轉的國家而言,無需考慮與外界的聯系,但如果一個國家經濟與世界經濟聯系越來越緊密是,則必須要考慮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國內投資和國外投資的平衡,國際收支的平衡,貿易的平衡等等。國家的資金投資用于國內經濟增長還是國際項目,這也需要一個平衡。首先,投資國外項目不能超過國內需要資金之上,比如我國工業產能過剩,國際貿易的出口下降,此時,有部分投資與產業需要向國外轉移,這也是我國提倡“一帶一路”的重要的經濟原因;其次,我國基礎建設、經濟增長所需的投資資金也需考慮清楚,如應當向國外投資20%,但實際投了30%、40%,那么這可能會影響到我國自身的經濟。另外國內資金流向國外過多,會產生一系列問題,如國際收支不平衡、外匯大量下降、匯率不穩定等等。因此,中國的投資需要國內經濟和國外經濟按比例相平衡,防止失衡的風險。

  (二)投資與建設:基礎設施與產業部門間的協同

  赫爾希曼認為,發展中國家需要非平衡發展,應選擇具有戰略意義的部門投資,(包括教育、公共衛生、交通運輸、供水、能源等設施)為產業部門創造了外部經濟,對其投資可以產生發散級數性質的作用,帶動整個經濟的發展;對直接生產部門的投資具有收斂級數性質;

  在投資決策時,雖然基礎設施部門內部成本可能高,但社會成本低,外部經濟好的投資項目,應該得到優選;基礎設施部門投資額大,建設周期長,一般的私人資本不愿投資,政府投資,給私人資本向直接生產部門投資創造較好的外部環境。

  但羅森斯坦和納克斯認為,應在各個部門和產業同時投資,以推進經濟協同發展;打破貧困惡性循環,關鍵是要突破資本形成不足這一約束條件,而影響資本形成的主要因素是決定投資預期的市場有效需求不足;只要平衡地增加生產,在廣大范圍的各種工業同時投資,就會出現市場的全面擴大,從而提高產出的需求彈性,創造出良好的投資氛圍,從惡性循環的僵局中脫逃出來。若是非平衡發展有可能會導致電站建立卻沒有企業使用,導致電能過剩等問題,中國在“一帶一路”上也遇到過這個問題。

  中國為一個國家提供產品后,投資風險較大,甚至還有“搭便車”的問題,比如中國在一個地區修建好基礎設施,其他國家的企業直接進駐,最后進入該地的企業飽和,我國企業無法進入,同時也需要考慮中國有沒有這么大的投資量,既修建公共設施,也進駐企業。那么到底應該是非平衡發展還是平衡發展,是選擇先幫助后發國家建設基礎設施還是直接“搭便車”?當然關于修建基礎設施的周期太長,成本太大,風險太大的問題,我國也在逐步進行調整,比如南路和北帶的問題,南路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是運輸成本,其中有海運、空運、陸運幾種方式,不同商品需要選擇不同的運輸方式才能達到利潤的最大化,如大型商品的運輸通常會選擇海運,因為海運容量相對較大,運輸成本相對較低,因此,整個“一帶一路”的發展需要有所分工,部分資源如油氣可通過管道直接輸送,而有的需要從海上運輸。

  因此,各個國家的經濟貿易形式,交換商品的類型,以及人和信息的流動等等是南路與北帶分工的經濟分析基礎。

  “一帶一路”是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外交思想的重要內容之一,也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具體建設內容,因此對于學者而言,應對其進行科學研究,盡最大努力減少其風險,最終得到一個滿意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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