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真理 發展學術 服務社會
歡迎訪問深圳市社會科學網 今天是

深圳市民文化大講堂

講座新聞

講座報道丨郭萬達:深圳經濟特區40年:制度創新如何影響企業家創新?

 日期:2020-08-26    來源:深圳市民文化大講堂

  編者按:2020年8月16日,深圳市委宣傳部、深圳市社科聯聯合邀請郭萬達先生作客深圳市民文化大講堂,為市民朋友們做了一場題為“深圳經濟特區40年:制度創新如何影響企業家創新?”的精彩講座。 

 

    深圳經濟特區成立40年來,就是靠持續不斷的創新,帶來巨大的變化。因為創新,深圳曾經創造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因為創新,深圳可以去期許不可限量的未來。深圳因創新而發展,因創新而變化,這個創新本身既有技術的創新,產品的創新,更重要的還有制度的創新。通過這些方面的創新,才有了深圳今天這么一個超大城市的變化,在全球城市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和地位。 

一、深圳發展的歷史就是一部企業家創新史 

    習近平總書記在今年7月21號主持召開了企業家座談會。在座談會的講話中,總書記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同廣大企業家大力弘揚創新精神是分不開的。創新就要敢于承擔風險”。總書記講話中高度肯定了改革開放40年來取得的成就與企業家的創新精神分不開。什么是企業家創新精神?這種精神是跟風險有關聯的,和風險不確定有關。所以當企業家面對風險,面對各種不確定性的時候,要勇于創新。這個創新,我們稱之為“企業家精神”,或者叫“企業家的創新精神”。總書記又講:“大疫當前,百業艱難,但危中有機,維創新者勝”,指的是面對新冠疫情對我國經濟帶來的影響和沖擊,還是要靠企業家創新精神才能克服這些困難。 


 

    今年上半年新冠疫情對深圳經濟影響很大,但是靠深圳企業家的創新,特別是高科技制造業和先進制造業的創新發展,對深圳上半年GDP正增長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當然這不是一夜之間發生變化的,是40年深圳創新發展積累的結果。所以深圳的發展歷史,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就是一部企業家的創新史。深圳40年GDP的增長是一直在往上走,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發明專利授權量、PCT的國際專利申請量都在往上走,而且走的趨勢和經濟增長的趨勢幾乎是同步往上的,這說明深圳這40年能發展到今天這樣的成就,很重要的就是靠企業家創新。 

    40年來,深圳順應城市發展規律,經濟發展模式歷經了從加工發展、裝配制造發展、轉型發展、創新發展四次演進、迭代,成功切換發展動力,實現了經濟的持續發展。企業家的創新在推動經濟發展模式不斷的躍升,企業家抓住各種“風口”,從電子工業,到后來是計算機、互聯網、戰略性新興產業,到現在的人工智能、數字經濟,深圳每一次的風口大體上都能抓住,靠什么?就是靠企業家對市場的敏感,對風口的敏感,抓住了發展的機遇,這個城市也就因此而發生巨變。 

二、影響企業家創新精神的因素有哪些? 

     “創新是20世紀版的企業家精神”,這是加拿大經濟學家MargareT Graham在《歷史上的企業家精神》書上所作的結論。我國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先生講“企業家精神的本質和核心就是創新精神”。他也強調,我們得創新,不創新是沒有競爭力的。我國另一位著名經濟學家張維迎教授講,“存在套利型企業家精神和創新型企業家精神”,意思是說有一部分創新精神來自于套利,市場可能有空子,政策可能也有空子,企業家抓住空子的套利行為也是企業家精神。但最重要的還是靠技術創新,科技創新,即創新型企業家精神,這樣才能夠推動這個城市的發展。企業家的創新精神是經濟增長的源泉,創造了英國工業革命,推動了美國經濟高速增長,對轉軌國家也特別重要。 

    那么影響創新的因素有哪些呢?主要有制度創新、區域文化、產業生態、知識外溢、政府規制還有個人的經歷、知識積累等等,這些因素歸結起來核心就是制度,法律規則、產權及對企業家創新有利的公共政策等正式制度以及行為準則、信息模式、信任關系和社交模式等這些非正式制度,所有這些因素對企業家的創新都會帶來影響。 

三、深圳制度創新如何影響企業家創新? 

    總結深圳40年來的制度創新,在以下七個方面影響企業家創新: 

    第一個方面,思想解放和觀念變革是深圳企業家創新精神形成的源動力。在改革開放之初,1980年我們建經濟特區的時候,那時候解放思想,就是要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生活。鄧小平同志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這句話很重要,成立特區,就是要改變貧窮落后的狀況,所以才有特區。深圳特區成立,成為一代企業家擺脫貧困、追逐夢想的“應許之地”。 

    第二個方面,產權制度的改革形成了對深圳企業家創新的激勵。有產者有恒心,深圳率先對產權制度進行改革,推行股權激勵制度。1987年出臺《關于鼓勵科技人員興辦民間科技企業的暫行規定》;1992年在全國率先制定《有限責任公司條例》等一系列法規支持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國企改革,1997年出臺《國有企業內部員工持股試點暫行規定》等。 

    同時深圳實行了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1984年出臺《技術引進暫行規定》;90年代中期出臺《無形資產評估辦法》《技術入股管理辦法》《企業技術秘密保護條例》;2000年起構建全面的知識產權體系。 

    第三個方面,移民文化和人才流動為深圳企業家創新提供了豐富的人力資本,形成了三次“人口紅利”。第一次是農民工紅利,然后是90年代的大學生,工程師的紅利。2010年之后,大量的留學生、科學家的紅利。這三次人口紅利,某種程度上來看是跟我們的人口素質結構有很大的關系。 

    第四個方面,金融市場為深圳的企業家提供了金融的支持。如果沒有金融的改革和發展,可能就不會有深圳的今天。深圳從80年代,90年代,以及2000年后不斷的對金融體制進行改革。先改體制,然后制定政策,吸引風險投資機構來。制定有關的創業投資的規定,立法頒布有關條例。直到今天,比如創業板注冊制改革,仍然通過金融市場支持實體經濟的發展。 

    第五個方面,自由公平的競爭環境為深圳企業家獲得創新的空間。企業家要創新,最需要的就是有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深圳從90年代獲得特區立法權并推行依法行政,法治化程度走在全國的前列;1997年在全國率先進行行政審批制度改革,轉變政府職能;2013年推進商事登記制度改革,到現在實現了商事登記主體突破300多萬個;2018年出臺《關于加大營商環境改革力度的若干措施》等,營造了優良的營商環境,降低創業成本,提升政府服務效率。 

    第六個方面,產業生態為深圳的企業家創造了非常好的配套能力。深圳特區成立初期就把電子信息業作為基礎工業,形成完整的電子信息產業鏈和產業生態,具有強大而快捷的配套優勢。一方面為企業家創新組合提供了條件,另一方面促進了市場競爭,倒逼企業家創新。豐富的產業生態使企業家在創新過程中最大程度地共享勞動力、技術、知識、信息和部分配套市場,激發浪潮式的技術創新。 

    第七個方面,叫協同創新體系(不同層次、不同結構、不同維度的知識、人才、技術和資源等的協同)為深圳企業家提供機會和平臺。包括產業界,大學和研發機構的協同,大型產業和初創企業的協同,企業的外部和內部的協同。這些協同其實是帶來很好的創新體系,有利于形成企業家創新的“棲息地”,至少產生兩種優勢,一是速度,包括創新的速度、進入市場的速度等,二是知識分享和進步,形成創新推動新的創新。比如說大學、研究機構和產業界。剛開始有深圳大學,后來有南方科技大學。現在有更多的大學了。深圳有中科院深圳先進院,研發是和市場進行緊密結合的,對深圳的發展影響貢獻很大。所以現在可以看到深圳有很多新型的科研結構,包括很多重大的實驗室。 

    回顧深圳40年的發展,深圳的制度創新的方向主要就是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市場化最主要的就是要素的市場化。資本、技術、土地、勞動力,這都是最基本的要素,促進要素自主有序流動,提高配置效率,為企業家創新提供空間,激發市場的創新活力。這是深圳制度創新的重要方面。其結果就是,形成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降低企業經營成本,吸引各類生產要素向深圳流動,推動政府改革,不斷提升服務企業家創新的能力和水平,這是深圳制度創新成功的地方。 

四、深圳的要素市場化存在哪些問題? 

    但是,深圳也不是沒有問題,在要素市場化配置方面,還有改革的需要。 

問題一:勞動力要素市場,存在“半城市化”現象。 

    現在深圳管理服務2000多萬人口,常住人口1300萬,接近500萬的戶籍人口。人口的流動性比較大。所以我們的勞動力市場存在“半城市化”。很多人為了美好生活來到深圳,但是非戶籍的常住人口與戶籍的常住人口不能完全同等的市民的待遇,包括在義務教育、最低生活保障、住房保障等方面還有差距。這些就可能會影響一部分人,待不住就走了。 

問題二:土地要素市場,存在“二元市場”現象。 

    深圳最早拍賣土地,在今天來看,大家可能批評比較多的就是房價太高了,企業家也說房價高了,租金高了,怎么創新呢?制造業都呆不住了,掙的錢都不夠付房租了。這里面有特殊的原因,是因為深圳的空間有限,你發展的很快。當然,可能跟房地產的政策,跟體制有關系。深圳的房地產也存在著“二元市場”。我們知道有一半是“農民房”,有點類似小產權房,是深圳城市化過程中歷史遺留的問題。房價上漲過快,產業用地不夠,這是我們討論的最多的問題。 

問題三:資本要素市場,存在“壟斷化”現象。 

    民營企業特別是中小微企業大多面臨融資難、融資貴等問題,實體經濟真正有效的資金需求得不到滿足,抑制市場的活力。政府通過特許經營“壟斷”金融資源,導致金融市場出現錯配;政府對金融的監管不到位,導致金融創新受到阻礙。 

問題四:科技要素市場,存在“行政化”現象。 

    深圳的高交會就是科技要素的市場。高交會給很多的企業帶來了很重要的信息。當然科技要素市場不能只有高交會,還包括其他方面。現在科技要素市場還存在著行政化的傾向。比如說,政府掌握相當的科技資源的分配,包括科技項目、科技資金、科研人員的考核等等。現在搞科研的,政府的錢報賬很難,這里面就涉及一些怎么讓這些科研的人員能夠更有激勵的去安心做科研。 

問題五:數據要素市場,存在信息“孤島”現象。 

    數據是被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列入按貢獻參與分配的新的生產要素,是基礎性資源和戰略性資源,也是重要生產力。但政府部門各自為政,難以打破各部門、單位之間的壁壘,造成政府部門之間的數據不共享,而且帶來政府與社會之間的數據不流動、不開放、不共享。 

深圳作為我國數字經濟發展領先城市之一,也存在數據和信息“孤島” 的問題,影響新經濟、新技術、新模式發展。 

五、深圳的制度創新方向? 

    我的建議,就是開啟改革新一程、率先構建要素市場化配置的體制機制。對深圳來講,主要是五個方面: 

    第一,全面推進土地資源配置市場化改革,著重解決深圳歷史遺留的土地市場的違法違章建筑問題,為企業家創新提供產業空間,降低營商成本。 

    第二,加大勞動力配置市場化改革力度,著重提高在深圳務工的農民工市民化程度和水平,破解“半城市化”難題,為企業創新提供人力支撐。 

    第三,進一步深化資本配置市場化改革,著重解決民間金融的合法合規發展問題,破解金融市場的“壟斷化”,為實體經濟和新經濟提供金融支持。 

    第四,加快科技市場建設,構建科技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著重解決科技成果的產權歸屬問題,建立有利于創新的知識產權激勵制度 

    第五,深化數據要素配置市場化改革,著重解決政府部門的信息“孤島”問題,加快實現政府數據的開放和共享,為科技創新提質增速。 

六、深圳如何通過制度創新保障企業家創新? 

    第一、解放思想是企業家創新的動力源泉。解放思想,就是要解放“生產力”。各種生產要素市場中“思想”也是重要的生產要素。解放思想,就是要拓展國際視野。有多大的視野,就有多大的胸懷。解放思想,就是要繼續改革開放,開放的大門要越開越大。 

    第二、制度創新重于技術創新。技術是創新的基礎力量,而制度是創新的決定性因素。相較于西方企業家,中國企業家仍然要把更多時間花在應對政策的不確定性。經過改革開放40年,深圳建特區40年,政府仍然要通過制度創新給企業家放權,給企業家讓渡資源,給企業家更大的“空間”,這樣的制度創新在一定時期比技術創新更重要。 

    第三、企業家創新需要良好的市場環境、法治環境以及政府的改革。企業家創新精神對一個城市的經濟發展能起多大作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政府改革的力度。要進一步放松管制、改革要素市場、減政放權、最嚴格知識產權保護落到實處、引進培養高層次人才;營造良好的商業環境、公正的法治環境和公平的競爭環境。 

    第四、企業家創新需要教育和科技的發展,科學家、工程師和企業家的互動,才能從模仿創新走向顛覆性創新。在大學和研究機構倡導創新精神,建立完善能夠激勵科研人員的體制機制。創造科學家、工程師和企業家互動的環境和平臺,激發創新的活力。 

    第五、深圳要在先行示范區建設中通過制度創新來促進高質量的發展。深圳的“雙區”驅動,一個是粵港澳大灣區,一個是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這個對深圳未來的發展是非常重要的。特別是先行示范區,中央賦予深圳應該講很重要的使命和目標。到2025年,躋身全球城市前列;到2035年,成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創新創意之都;到本世紀中葉,成為競爭力、創新力、影響力卓著的全球標桿城市。特別提出深圳要成為高質量發展高地,法治城市示范,城市文明典范,民生幸福標桿,可持續發展先鋒。對深圳提的很高的要求,也希望深圳要成為一個先行示范的城市。所以在這個情況下,仍然要通過制度創新來推動高質量的發展。 

    比如說以深圳為主陣地建設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在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中發揮關鍵作用。支持深圳建設5G、人工智能、網絡空間科學與技術、生命信息與生物醫藥實驗室等重大創新載體。大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在未來通信高端器件、高性能醫療器械等領域創建制造業創新中心。積極發展智能經濟、健康產業等新產業新業態,打造數字經濟創新發展試驗區等等。 

    同時支持深圳用好特區立法權和實施綜合授權改革試點。所以深圳作為先行示范區,首先要在制度創新方面走在前面,還得大膽試,大膽闖,這就需要綜合授權。只有這樣才能夠通過制度的創新,給企業家的創新帶來更大的空間。企業家的創新有空間了,深圳才能成為全球創新的城市,才能夠在未來的發展中成為有影響力,有國際競爭力的一個全球的標桿城市。 

嘉賓簡介: 

郭萬達:經濟學博士,研究員。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兼任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重點研究領域:宏觀經濟與產業政策、港澳經濟與粵港澳合作、城市化與創新發展。主持過國家高端智庫及國家有關部委委托的多項政策性研究課題。出版的主要著作有:《中國開放報告》《中國城市化及特大城市的思考》《無悔減排與低碳城市發展》《中國制造:世界工廠正轉向中國》等。 

彩神官网-安全购彩